前年夏天，姥姥病重，我回了一趟张村。初中时我随家人从这里搬到了城市边缘，立刻就对张村失去了兴趣，每次回来都只到村头舅舅家的楼房为止。二十多年前，这房子还在建造时，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我曾带着游客的目光注视着它巍峨的身影，被舅舅捉到楼顶去浇水。那是水泥预制板的保养工序。那时我站在楼顶，比世上的他人更接近暮色，第一次感觉到何为财富。那黑胶皮水管的汩汩歌声似乎至今仍萦绕耳际。如今舅舅家道殷实，在市区拥有多处房产，这里更像是个岁月的纪念馆。似乎忽然之间，身段灵活、忙个不停的姥姥已经行动不便，接近了生命尽头，我自己也到了人生的中途。就是在这一天，我终于迈开步子向村子里头走去，奇异感丝丝缕缕，那感觉就像电子游戏里的一名斥候驰往尚未探明的黑暗区域。

一切景物都很陌生。夏日午后。池塘。柳树。每户人家的围墙并没有像故地重游的人们常说的那样变矮，相反更形高大。昔日的土墙化身为将近两米高的砖墙，遮掩了神秘的院落。墙角下翠生生地摇曳着玉米、豆子和我不认识的作物，霸占了一半路面。如今的东北村落中有那么多块人工池塘，随处水光粼粼，也真让人吃惊。每块池塘边都有一条木头栈桥，桥头的机器兀自驱动着金属拨片，把饲料推进鱼塘，节拍器似地响动着。鱼群吮吸水面的声音有着几何般的秩序。除此之外，风在树梢，四无声息。仿佛故园风物犹存，张村的人却已经永远地离去了。

这般光景，不由得我不想起过去。我溜溜达达，再自然不过地，意识到自己也是历史中的人物。

当我在这里度过童年时，景致远不如今日密集。没有可看之处。没有这么多物。记忆中的张村是疏朗的，四处空空荡荡。合该用契诃夫的那种口吻描述当年景致，万事寻常而且必然，永远不必惊讶。

然而夏天仍是一个幸运的故事。对小孩子来说东北的冬天太冷了，你被冻结在空气里，无声哭泣。可是如果你是小孩子而且在夏天，那么你就是惟一幸运的人。在故事的开端，我还没上小学，初夏时在村子里闲逛，逮一种叫“苞米虫”的昆虫，用秸秆插进它肩胛骨的位置，就得到了一只生物电扇。那孩子不厌其烦地用它吹去额头上的汗珠。如果他去菜园，那么一定是去看浇水。抽水机嗡嗡响着，清洌的地下水喷涌而出，不疾不徐地跳过垄沟，水流鼓起筋肉，状似绳索，总是令人心旷神怡。正式的夏天是从吃豆角的那一天开始的。豆角炖猪肉，因为用铁锅，汤会发黑。然后是爷爷种的草莓，牙齿咬开果肉时有奶酪般的滑腻之感，可惜产量不丰，因土地本不该如此奢侈利用。盛夏，烈日当空，黄瓜不那么好吃了，可是西红柿正好。它的藤枝用布条绑在架子上。西红柿裂开了，像花朵，像伤口。秋天，它们把菜籽洒在地上，以为自然界无为而治，大有来年生根发芽的机会，全不知张村的人们已经接管了一切。白菜长成比较大颗的时候，热力减弱，宇宙间满是浓白的秋光，云朵澹澹，霜雪已在孕育。

河蚌在软泥中留下的痕迹。这形象，在脑中盘桓不去。我妈不逼我读书的时候，我就独自在张村里闲逛，常到一处天然池塘边看河蚌。池水浮漾着，草茎随之摇摇摆摆。我看到一片亮光，有点儿弯曲，也听到微风吹过，但是声音与动作并不同步。这是回忆。那时我把手伸到水里，水已晒暖。河蚌们聚集在一起，像一队耐心的老年人要走去代销点。我记得白色的蚌足像共产主义梦想一般伸展着，忽而泥沙一闪，已经缩回硬壳。往事，没有边缘，没有分界，不知所踪。

那是一个痛苦的村庄吗？我并不确切知道。当我明确了解何为痛苦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毕竟那时我难以置信地年轻。我们到了新家，住在楼房里，享受城市的便利。很快我又陷入青春期的泥沼，对抗，纠结，无暇他顾。我对张村所知甚少。匮 乏和封闭，显而易见，并不意外。但是内里如何，一片模糊。亲族是否和睦，农稼是否顺意，婚丧仪式是否令老人满足，民兵们是否讲究人情，甚或某个妇女在我七岁那年自杀究竟是何情状等等，大概没人可以清晰讲述。

文革结束时我几无记忆，只知道有条街道上的一棵树与之有关，某个叫什么“小二”的人被诬陷批斗，在这里吊死了。我的堂兄告诉我，当时是冬天，那人的舌头伸出老长，垂下了一条冰溜子。每当我不得不路过这棵树时都吓得魂飞魄散。我认识“小二”的兄弟，在城里上班，穿毛料服装，看上去非常体面。他并没有随时表露悲伤，令我大惑不解。我差点儿告诉堂兄，如果他上吊了我绝不会这般无情。村里有两个疯子，其中一个非常高大，常歪歪斜斜地走在路上。哑巴也有，骂人时用猥亵的手势。他们都让张村富有神秘色彩。有的人家死了婴儿，在村外挖个浅坑埋下，孩子们就挖出来，拖着玩。每隔一段日子，生产队的一个人就拎着一只铁桶，在墙上刷上标语，“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云云。最无知的孩子也熟知一套术语，从“结扎”到“劳动力”。上小学之后，村子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因为有一天老师带我们去了敬老院。我从来不知道村子边缘还有这样一个院子，就像一个流放地，里面藏着很多目光呆滞的老年人，散发着臭味。老师让我们给他们当中的朝鲜战争老兵敬礼。我们帮忙把敬老院的玻璃擦得雪亮，心中充溢着崇高感，又尝了尝爷爷奶奶们的食物，一个孩子吃吐了。

就像我在一本小说里写到的一个人物一样，我妈对这一切嗤之以鼻。她对少女时期的城市生活记忆犹新，不愿与张村同流合污，即便收入菲薄，也订阅报纸，还特意去城里的书店买书。我对唐诗、宋词的知识从未超过她。她是家族中科学、文艺、教育方面的专家，每个人都会请教她。但是一旦发生现实的冲突，没有人把她的意见当回事。她被看做是过分天真的。当她老了，已在市场经济的空隙中发财致富的二姨她们就带着宽容的微笑听她说话，像对待小孩子。我逐渐想起这种态度在中国是经典的：她什么都好，就是没什么用处。她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记起蚌足如何缩回。我记得几个亲戚在我家的客厅——由于我妈的布尔乔亚坚持而耗资兴建——议论“包产到户”，一位表舅嘲弄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然后他说，他欢迎这一变化，因为他有力气，愿意自己干，接下来他继续嘲弄。大概也是在那一时期，村里安装了电表，立刻就产生了偷电的人。他们用两根木杆，中间穿着铁丝，搭在室外的火线和零线上。很快就发生了火灾。我第一次见到了救火车，它在火焰熄灭一个小时后急匆匆赶到。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坐在灰烬边大声哭泣。她就像我们张村每个人内心里愿意的那样无所顾忌地哭泣。

如今，我尽量把往事看做平凡无奇而安之若素。那时父母常吵架，势同水火。这几乎天经地义。夫妻本是一对死敌，也许这才是永恒的真相。当然我又提醒自己不必如此悲观。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和和气气的夫妇如同传奇。人总是不幸的。何必自欺欺人？父母也许恨小孩。小孩诅咒父母死去。人是自私的，盛怒之下，无妨将痛苦施予他人。这就如同杨树的叶子会被夏天的太阳晒卷一样并不稀罕。幸福也有，倏忽而逝。一切恰如叔本华的话：生命就是在痛苦与倦怠间摇摆。在张村，在当年，各种认知、概念、感慨，在人的意识中不过萤虫之光。

在此之前，我曾去过一次黑龙江北部，那是七月，因为空气的凉爽，我在那儿想起了张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它何其荒蛮。我想起了稻田、青蛙。我想起了我为何畏惧蜥蜴。如果你打死蜥蜴的话，要在它周围画一个圈儿，表示锁住它，否则它的尾巴会抖动不停，那就是给蛇写信。蛇是蜥蜴的大哥，就像毛主席是华主席的大哥一样。我总是打死蜥蜴又担惊受怕，简直中了邪。有一年村里莫名其妙地来了很多猫头鹰。它们高踞在树上，审视着我们的平庸的生活，懒汉般在村里里游荡了一些时日，又消失了。我怕乌鸦，因为它们不祥。喜鹊当然相反。我考上大学那一天，姥姥说她早上起来看见了喜鹊登枝。我考上高中那年，奶奶则说她看见了喜蛛。我不知道张村对蜘蛛如何分类，哪一种蜘蛛是悲哀的蜘蛛呢？总之万物有灵。这是萨满教的传统。黄鼠狼就更神乎其神了，如果你相信老太太们所言，那么它们才是世界的主宰。人们把这一切当做真事讲述。自然，你也会在街上遇到一些老头，他们坚持麻雀是四害之首。

其实张村人不把它叫做村子，而叫“堡子”。只要审视一下地名，你就知道这一带开化不久。附近的一个村子名叫“洼子”，意指当初是沼泽。另一个村子名为“南荒”。还有两个村子干脆以“狼洞”为名。“堡子”是东北对村庄的叫法，当初也的确类似城堡。张村起源于清初建立“牛录”，即八旗的最基本的军事单位，那正是汉军旗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候。

很多年间，这里如西伯利亚一般并无人烟。不久之前尚是一片荒野，河湾处大概摇曳着柳树毛子。我的外叔祖喜欢讲一个故事，他打草的时候，突然有人两手搭住他的肩膀，荒郊野外，怎么会有人呢？他立刻就识别出这是狼的诡计，继续打草，直到它离去，因为只有在他回头的时候它才能咬他的喉咙。

这般家族传说与口头记忆，随着老人仙逝，已渐湮没无存。我的曾祖父、曾外祖父乃至更早的祖先，也曾真实地生活过，可是除了名字，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当他们离开故土，到这里拓置，忍受苦寒，筚路蓝缕，是何景况？谁真正记得他们？没有人。留下何种痕迹？一丝也无。他们大概也不会像我们这般恐惧又着迷地注视政治与历史。只有基因流传下来。惟一的使命，惟一的目标。

我奶奶的爸爸本是教书先生，开馆授徒，竟然攒下不菲资财，最后拥有足足一百亩覆盖着腐殖土的好地。可见教师收入不错，土地也不昂贵。土改的时候，党打开了他的粮仓。花生哗哗作响地流淌出来。我姥姥和她的妯娌当时还很年轻，用大布衫兜着，带回家，立刻炒着吃。花生满街，踩了一地。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两家将成为亲家，我妈还没出生，我爸才三岁。

我姥爷对妻子的行为大为不满。“人家娘们哭天抢地，你们炒花生吃？”他说。他是蒙古族人，读过一点儿《四书》，一生都为自己懂得礼义廉耻而颇感自豪。他是一个快活的人。姥姥十六岁刚嫁过去的时候，夫妻闹小别扭，他就威胁她：“我把你旗头打歪。”“旗头”就是如今清宫剧里的那种发式，一个高耸而复杂的抓髻，如果打歪的话，姥姥要再花一个钟头梳起来。他与众不同，从不殴打妻子。后来我意识到，姥姥很爱他，即便那个年代并无爱的概念。她没什么文化，身材娇小，而他满面红光，身材健硕，说起什么来头头是道，又能引用孔孟的古训，自然令人崇拜。只有一件事，令姥姥对他颇为鄙夷。朝鲜战争爆发后，姥爷拒绝参加志愿军，让她大失所望。她本来以为他是个男子汉呢。那时姥姥像她那一代的妇女一样，被“妇女解放”四个字的光芒照暖了心怀。最终，大约14个张村的青壮男子去了朝鲜，有几个战死，还有几个伤残。即便如此，姥姥仍不肯原谅她的丈夫。别忘了她是满族女人。这跟三百年前也许没什么两样。当初，兵甲们这个牛录出发时，旗人妇女恐怕也期待他们视死如归。

我与母系亲属亲密，与父系则疏远。这一半是我妈的影响所致，另一半则来自我对自己的本性的逆反。父系更能代表我的血脉。爷爷，拥有无上的权威感，坐在火炕上，捏着白瓷酒杯，说着凡事不必在乎。他像个伊璧鸠鲁主义者一般，认为人间至善莫过于快乐。在死于癌症之前，他活得不错。如今我也有此倾向。摆脱了青少年时期的自我折磨之后，我越来越喜欢恬然的平庸，甚或回避真实的人生。恋爱？不不。对人直言不讳？只在必要的时候。问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安稳？不必问了，当然。这并不稀奇：每个中国人都有这种倾向。我们总以自我保护为先。

可是欢乐总如缘木求鱼。我又想起每年暑假离开张村时的快乐。那时我可以在城里姑姑家呆上两周，坐乡村大巴进城去，我耐心等待着，终于有那么一刻，斑马线出现了。对斑马线的爱简直难以言喻。多么时髦，何其漂亮。越往城里走，斑马线越多。斑马线接着斑马线，斑马线的狂欢。我穿着喇叭裤，尽量显得跟城里小孩一样时髦，让表姐带我看电影和游泳。她溜冰的时候我拿着汽水。我贬谪了张村，并不思念蟋蟀的唧唧声、小鸟的鸣叫和傍晚时分蝙蝠一掠而过的声响。

自然，这也是媚俗的初步环节。我离开张村，进入了青春期，结识新朋友，开始加入人生的媚俗派对。对于张村我既感触多多，又毫无感觉。我已是早期文学青年，心中装满了程式化的怀乡之情、离别之意，同时我又仅仅是为了变化本身而欣喜。再以后，时光就像魔术师手中的牌，陡然有了一大沓儿。爷爷、奶奶、姥爷，如更早的先祖一样，已如青烟一缕不复存在了。

姥姥也垂垂老矣。她常躺在床上，久久昏睡。醒来时，她与中年女保姆感情甚笃。过去只有我能享受的待遇，如今落到了保姆的头上。每周有一天，保姆放假回家，当她离开时，姥姥总是趴在窗口久久目送，挥着手，抹着眼泪。这种情真意切看似难以理解，可是我们谁能理解一个垂死之人的孤独呢？事实上，最终她只能与保姆为伴。都忙啊，邻居们都这么对她说。可不是嘛，她回答。那还都抽空来看你呢！邻居们又说。我可好了，我享福啊。她这么回答。

我表弟的媳妇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女人，操持一切，毫不畏惧。我曾亲眼目睹她丈夫遭遇困难时她如何泼辣地出头。那真是了不起。后来日本地震传言盐荒时，她足足买了200包盐，送到每个亲戚家里——无论如何，那是很多人想尽办法却连一包都买不到的时候。她常去看望姥姥，给她买了一切所需，羊毛衫、鞋子、松软的糕点、果汁、药和“老年人内裤”。最后一样东西让姥姥哭了起来。我想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这种东西有多么重要。张村人总是说到“得济”，指老人得到了谁的奉养。也常有人说姥姥得到了我的回报。可我的确没做过什么。一切又要回到那个古老的主题：爱与被爱是不对等的。我们都承认，回报者常常不是当初那个受惠者。

岁月的负累与伤痕，无人记取，却未曾消失。不只姥姥衰老，父辈们也不再年轻，似乎变成了孩子。我妈有一次需要超过其积蓄的款项，想向舅舅借钱，我说不要借钱，我给你就好。她说，他借给我也是应该的，我年轻时有个对象，成分不好，因为你舅舅要入党就吹了，前几天我去看你姥姥，你姥姥说起这事，都说对不起我。我哑然失笑，仍旧阻止了她。二姨始终记得小时候小姨如何抽了她一记耳光。舅舅则会说起，当他是个少年人，放学不喜欢回家，一回家就说不上来的难受，心里憋屈，压抑，就跑到河边去喊叫。另一个舅舅，如今宛如儿童。过年的时候，由于家长里短的矛盾，他决定跟家族断绝关系。当我去看望他时，他僵直地站在客厅中央，气鼓鼓的，泪光闪闪。他不得不控诉了一番，我的理解是，他已决心远离尘嚣。

父系亲戚那边情况不同，但也庶几如此。每个人，活了大半生，不是都有一番隐秘之情不曾倾述吗？体面与否等等，不过是虚无的微光，最终人们所有的都只是不可比拟、不可名状的人生。

这次张村漫步之后不久，姥姥就去世了。临终时她尚得一番抚慰，表弟告诉她，你什么都不要想，啥事都有佛爷照顾着呢，你就念佛吧。她捏着念珠，安然而去。家族操办丧事，井井有条。守灵一夜之后，次日早上，有个妇女说她看到天上出现了一朵观音形状的云，于是二姨把消息告诉给每个人。人们开始彼此询问，看到了没？看到了，看到了，老太太真的成佛了，每个人都这么回答。整整一天人们都在相互佐证。看到了没？看到了。这老太太多有福。

我不免又想起自己得到的和未曾得到的爱，想起少年心气，乃至与姥姥有关的一切。即便是她，大概也不清楚我少年时的心中所想。是否我的祖先从未有过超凡脱俗之类的愿望？或者当他们展露这一点时被视作失常或者畸零？他们的悲欢漫漶不清。他们总是说，这个，那个，不值得在乎。我也不清楚他们的一生是否得偿所愿。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们只是捏着酒杯，面色酡然，一再说着凡事不必在乎。在这个国家，至少在张村，三百年来，我们追求的不是什么超凡脱俗，也不是美，我们追求的甚至不是幸福，而是对诸般不可避免的不幸的安然以对。

总是如此：自我，往日，如影随形。生与死，衔枚而至。白色的蚌足在软泥中伸展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