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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二等奖

对乌托邦的反思

——我只想简单谈谈“反乌托邦三部曲”

郑伟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自16世纪乌托邦从托马斯·莫尔的笔下出现在世人面前后，这个理想之乡同时也是乌有之乡的代名词，如同世外桃源一样，似乎被寄托了无数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真如想像中的那么好吗？最起码，在奥威尔和赫胥黎等人眼里不是。从二十世纪开始，很多文学家便开始对乌托邦进行反思，其中最具带代表性的当属“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而乌托邦实际上又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所以更准确地说，这三本书其实是针对当时处于发展中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设想的反思，不过在读过之后，你又会发现归根到底它们实际上是对人的思考。三位作者既在考虑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又在考虑人在这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变化。这是三本我一直想评但一直不敢评的书，因为它们的主题实在又广又深，我自己都不敢说完全读懂，故而生怕只能写得片面而肤浅，徒显幼稚。不过既然你现在在读着这篇文章，也就意味着我最终还是决定尝试一下，以下仅代表本人对这三本书一些浅陋的介绍与理解。

《我们》由扎米亚京写于1920年，该书所描写的是一个无论思想还是行为都高度一致的社会，每个人已经没有自己姓名，而只有编号。在这里，人们每天的行动都由统一的时间表控制，甚至哪一分钟哪一秒他们该做什么都是已经规定好的。即使是代表原始欲望的性，也由国家管理。人们的性伴侣不可随意更改，并且要凭票进行性行为。该国家甚至创造了“一致同意节”，更讽刺的是，这个国家实际上由一台机器在统治着。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体意识被完全抹杀。在这里，没有“我”，只有“我们”；没有个人，只有集体。这也是本书之所以取名为“我们”的原因。每个人的职业、分工都是规划好的，他们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此外，如工业生产进度一样严格的时间表意味着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的生产流水线，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工厂一般运转，而每个人则是大机器里的一个小零件。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也不许有自己的想法，你只需要配合集体，集体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的。城市也是处于一个保护罩当中，与自然相隔离。

表面上看，这样的管理模式似乎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每个人不再被多余的想法或活动占用时间和精力，只要一心一意投入到对社会的建设中就行了。理论上来讲，似乎这样反而能让每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从而使社会建设速度达到最大化。但结果呢？

主角是国家的“大一统”号飞船的工程设计师，属于最根正苗红的一类。有时候他会偷偷看禁书——古书，最初他觉得古代的国家对于人民控制的宽松很不可思议而且很荒诞。在他的理念中，那样的国家一定充满混乱与不一致。然而，渐渐地他被感染了，他与另一部分“思想异变”的人接触，他们开始探讨古代，他们从秘道溜出城市去到自然，体验到一生中从未体会过的感觉。最后，主角被逮捕并处死，可是社会里异变的思潮却越来越庞大。

为何一个看似和谐的社会会出现崩坏的迹象？本书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当人成为机器里的零件，这样的生活还有意思吗？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后来的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潮来解释，从哲学意义上来讲，人之所以为人，他除了有工作生活外，还应该有个人意识所主导的个人生活，他应该有能力对自然、生活进行自我思考、评价、反思。但是随着工业化及流水线化生产的发展，人们（尤其是工人们）似乎只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每天重复着单调而繁琐的工作，至此，人似乎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这也就是所谓的“异化”。其实，《我们》当中的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极端化。

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反讽而泼辣的语言。作者在很多时候借书中人物之口明目张胆地赞扬一些明显的谬误，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阅读本书的趣味性。

《1984》也许是三本书里最具现实预言性的一本书，由乔治·奥威尔写于1948年（注意这个年份与书名之间的联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书里所写的“英国社会主义国家”与日后的苏联高度相似，以至于书里创作的领袖名字“老大哥”直到现在还是苏联的代称。

这本书更倾向于从独裁的角度探讨乌托邦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在我看来，书里所写的社会更像一个“现实妥协版”的乌托邦。因为它符合乌托邦的一些特点，但却是独裁、一党专政而不是民主管理的。它像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为强硬地达到乌托邦的一些标准而做出部分妥协让步后的产物。

书里所写的大洋国是思想被严格监控的国家，由“老大哥”所领导的党统治，他们甚至创建思想警察专门监视人们的思想变化。党有三句格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当时的世界处于三个大国，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相互之间不断的战争与结盟当中，所以国内平民配发物资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与此相反的，是高层党员仍然可以享受高级而充裕的物品。党不断根据利益需要修改历史，企图造成党一直正确、党常胜不败的假象，使得“历史就如同一张羊皮纸，擦了又写，写了又擦，没人知道本来写的是什么”。而媒体的新闻报道，则永远充斥着宣扬党的假新闻，比如战争获得大捷或者某某发展计划提前完成（尽管现实情况与之完全相反）。除此之外，党利用高压政策及其绝对权威，迫使人们不敢去坚持真理、不敢“唱反调”。因此，“党说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就是等于五”。所以主角温斯顿·史密斯说，“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明确了这一点，一切就都迎刃而解。”这话的意思是说，只要明确了人们能够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自由，其他的问题就不再显得那么困难了。党还希望培养人们的仇恨意识，而禁止愉悦的心情，亲情、友情、性当然也是不被提倡的。此外，社会阶级分化严重，党将资产阶级赶下台后，抛弃了无产者，与之隔离，自己俨然成了另一个资产阶级。如果说普通党员的生活已经很糟的话，那么无产者的生活更是难以想像，他们生活环境恶劣，无法接受教育，贫病不断侵袭。

要了解书中的那个社会，首先要对“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进行解读。之所以说“战争即和平”，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形势是三足鼎立，各国实力相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灭掉另一个，所以常年的战争往往是什么收益都没有。那为什么还要不断进行战争？因为要消耗掉多余的物资。只有通过战争使得物资始终处于紧缺状态，让人民无法过上富足的生活，使得他们更无力从事反抗活动，才能使得国内和平，而国内能够和平，自然国际上也能够和平，因为三国势均力敌。因此，世界建立在一个荒谬的、镜像一般的“和平”之上。而“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我看来，主要指的是通过限制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能接触到的知识与信息，使得人们拥有所谓的绵羊般的“自由”，并让他们能够心无杂念、毫无顾虑地为国家牺牲自己。

至于对思想的控制，可以说党的统治最特别的地方。党吸取了中世纪宗教的经验，他们认识到单单把反对者杀掉，不但不能扑灭异端思想，反而会助长它，因为在民众眼里，那些被杀的反对者往往是烈士、是英雄。鉴于此，党不但不能容忍反对者存在，更不能容忍“不正确”的思想存在，他们要求全国的思想保持纯净而无一丁点污染。一旦出现了异类思想，反对者被逮捕后首先是要进行建立在酷刑拷打基础上的思想改造，在极端的痛苦的折磨下他们被洗脑，直到最后他们出于自由意志投降，承认自己思想的错误，承认党诬陷给他们的一切罪名，这才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回到普通人当中生活。等过了一段时间，再以已经虚构过的罪名逮捕他们再执行枪决，并将他们的记录从历史中抹去。这时，反对者在人民心中不再是英雄，反而是唯唯诺诺的懦夫，他们不会激起人民的同情，人民不会崇拜他们，而后代的人民也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存在过的痕迹。与这样的国内管理政策相对应，党的审讯技术疾速发展，审讯设备极端先进，这与国家经济衰败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党为什么要当权？原因是赤裸裸的，为了权力。党不夸口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或是为了建设更好的国家之类的，他们认识到说这样的谎言只会给人民反对的借口。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而且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党这个集体的权力，党要保证它的权力永存，党沉醉于权力。至于党的领袖“老大哥”，这个个体到底死了没，或者说到底有没有存在过，都不重要，因为他只是一个象征。每个党员要考虑的只是党这个集体的永恒性，他们不在乎个体的永恒性。这就是极端的集体主义。而只要党这个集体存在，“老大哥”自然也会存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老大哥是不会死的”。

党宣扬仇恨，隔断亲子、朋友、亲子间的感情联系，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它使人们之间不敢相互信任，使性成为例行公事而不再有快感，人民只需要对党忠诚，而不需要对其他任何人忠诚。“除了爱老大哥以外，没有其他的爱；除了因打败敌人而笑以外，没有其他的笑。”而在平时，为了填补人的情感中欢乐的这部分空缺，党引入了仇恨，对敌人的仇恨，让仇恨使人心情激动，达到跟愉悦类似的效果，并强化人们对党的忠诚。

如果说《我们》的结局里好歹给了读者一些希望的话，那么《1984》的结局则完全扑灭了人们的希望。主角和女主角的叛逆思想被党抹除，最后死去，而大多数人的思想完全没有觉醒的迹象。

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究竟有没有希望呢？主角温斯顿·史密斯说：“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底层，按理来说是处于阶级矛盾最突出的地方，这就跟工人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是一样的道理。然而，后来，作者借党员奥勃艮之口又打消了这一期盼。因为党一直对无产者进行愚民政策，他们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只有色情文学，党满足他们正常生活的需求，但封锁了一切能促使他们思想进步的路径，使得他们满足于现况而无意反抗。党通过故意纵容非法活动在无产者群体中的流行，使他们堕落而愚昧，缺乏组织性、先进性。这样的无产者是不具备发动革命的力量的。那么如果有党员去领导呢？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党严格监控着人们的思想。所以说，看起来颇为无奈的是，这样的国家似乎处于死局当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它。

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上，《1984》主要探讨的，是当人的思想被控制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现实中，往往是在恐怖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国家里思想控制极端严格。而在一个开明的民主国家里，思想毫无疑问应该是相对自由的，在那里，不存在偶像崇拜，人们可以有反对的权利。尽管如同卢梭所言，随着国家的诞生，自然自由——绝对自由早已不复存在，但作为取代品的公民自由却能够以更适应国家这种社会契约形式的方式促进公民发展。而公民自由的一个重要内容即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基础和前提则是思想自由。所以说，如果人们的思想不再属于他们自己，那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退步，个人认为，它造成的危害不亚于烧书。

《美丽新世界》除了因它对人类社会的思考而闻名外，还因被奉为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一而备受推崇。说到这里，我扯开一下话题，个人认为当今市场上科幻小说多如牛毛，但能够做到既有创意又有深度的很少，最近我读过的也许就《三体》系列能算上了。

本书写的是未来一个被生物技术与心理学所主宰的高度科技化“文明”社会，“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被当时的人们奉为上帝，整个社会的人群按希腊五个字母分为五个阶级，每个阶级的个体差异性通过在胚胎培育过程中的各种条件控制，比如低等级的胚胎会被进行酒精和缺氧处理从而抑制其大脑发育，而每个人属于哪个阶级则是在出生前就被基因公司和孵化机构决定的。每个阶级当中的个体之间无论是智力还是身高都有高度相似性（因为培育条件基本相同），而阶级与阶级之间界限严格。每个阶级从事的工作与接受的教育也是早已规划好的，高等级的人们负责脑力劳动，而低等级的人们只能负责体力劳动。这个社会强调统一和稳定，反对反抗的思想。它特别重视睡眠教育——即通过在幼儿成长过程中的睡眠时间里不断重复同一句话使他们将其信为真理，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企图令人们的思想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在这个社会里，家庭关系同样被取缔了，每个人都是试管培育的。至于性爱，准确地说，是只有性，没有爱。因为当权者为了不让人民当中有反抗意识，把所有人都教育成只有孩童的心理，让他们易于知足，简单地说，就是把成年人需要承担的一切，如痛苦、责任感等，都从人民身上剥夺了。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教育进行性游戏，当权者希望给人民培养这样一种意识，即性只是一种随意的娱乐，而不是什么神圣的两性结合。此外，他们给人民提供一种麻醉药物，服用了它之后可以使人们处于极度愉悦当中，一旦人们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只有服一剂，就又变得开心了。所以人们甚至连受苦、接受考验的机会都不再有了，而且这样也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至于人们能接触到的文化产品，只有所谓的“感官电影”——即能够让你感受到演员的各种感觉的色情电影。这种连文化快餐都算不上的文化产品，只能够使人们拥有短暂的快感，无法促进他们有任何智力上的进步，于是在享受完最原始的快感后，人们回到生活中，继续麻痹自己，过着孩童般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样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同样没什么大碍，运转正常，科技发达，人们的生活非常便利。但在我个人看来，它至少存在两个致命的问题，首先，还是那个老问题，这个社会里的人还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人吗？他们的一生是被人事先控制好的，他们的人生轨迹不能由他们自己选择。他们不能自由地发展，就像低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学习成为高等级的人，高等级的人不能去尝试体力劳动；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他们不能去接受磨难以获取心灵的成长，他们仿佛永远活在当权者制造的摇篮中，在心理上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根据前文的分析，他们同样不是“完整”的人。给你这样的生活，你想要吗？

第二，通过控制胚胎发育，人为随机地将新生儿划分到各个阶级里，这对被分到低等级的人来说公平吗？当然这实际上是第一个问题的延续。我们都知道，在理想社会中每个人应该是平等而自由的，他们拥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与发展条件，他们能根据个人爱好追求各自心目中的幸福生活。所以书中所写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有科技手段进行辅助的高度等级化社会，这种野蛮的划分等级制度，同样是对人自由的剥夺。那样的文明是一种变态的“文明”，也是一种不公平的“文明”。

为什么说这三本书的内容是“反乌托邦”的？我们先回到乌托邦的原始理论，根据托马斯·莫尔的构想，乌托邦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财产公有，人民平等，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那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人人从事生产劳动，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科学、文化艺术的研究，没有妓院、酒店，也没有堕落和罪恶。发生战争时，它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

但问题是，这样的构想太理想化了，它根本实现不了。首先它对人民的道德素质有极高的要求，否则，惰性、贪婪等劣性会很快吞噬人的心灵。此外，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这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想法并不实际，对商业、职业分工、职业专业化的忽略会限制经济商品流通，并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举个例子，要求公职人员也从事生产劳动，这其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本身在从事的就已经是公共事业，让他们再去劳动相当于他们付出得别人更多。另外，它还要求人民的教育程度、智力足够高，否则一个人既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科学文艺研究，怎么可能做得好？

所以要想在现实中达到它的标准或者接近它的标准，往往得进行一些妥协性的控制，所以可能会出现各种变质的社会主义。比如《我们》中的当权方主要通过将社会和人民机械化管理达到这一目的，《1984》中的当权方主要通过独裁甚至是思想层面的独裁达到这一目的，而《美丽新世界》的当权方则主要通过基因、心理控制达到这一目的。而通过这些人为控制强行达成的“理想社会”，肯定是不理想的，它们往往都只有华丽的外衣，而外衣底下是流脓的疮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三本书里的当权方有一个共同的举措，就是控制思想。

这个共性的做法是有必然性的，我在前文陈述的乌托邦的种种不现实之处之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人的道德素质，而在人的道德素质难以自发达到期望值的情况下，就得有外力介入。而思想控制无疑是保持人们思想一致、和谐最简单的方法，尽管也是最粗暴和最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当然，如果思想控制有科技手段的辅助，它也可能使人由内而外地相信某些观点，比如《美丽新世界》里睡眠教育所做的，但这种强加填鸭式的做法本身却是违反自由原《则的，它与乌托邦的想法背道而驰。因此，使用这种手段，一个国家无论外表看上去多么像乌托邦，它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乌托邦。

至于三本书中当权方各自的做法，则是对不同侧重点的极端化体现。《我们》更关注社会生产领域，所以引入时间表、戒律表来规制人们的日常生活；《1984》更关注权力维持这方面；《美丽新世界》更关注人民的生活感受和社会稳定。

三本书所描述的戏剧化情形，当然在现实中是不会以完全吻合的形式出现的。然而它们对我们思考乌托邦、思考社会主义，乃至思考人自身，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俱往矣，斗胆写写这三本书，不求将其解释彻尽，但求吸引朋友们的思考。如果理想的话，激起一点共鸣；不理想的话，哪怕掀起一丝思绪的涟漪，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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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艳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