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在民族危亡之际，不畏艰险，抛家舍业，奔赴抗日前线；

是他，在百废待举之时，响应召唤，远离故土，奠基档案事业；

是他，在病痛缠身之刻，心系国家，伏案疾书，投身理论研究。

他就是中国档案界的一座山，一代宗师，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奠基者、引领者——吴宝康先生。

起：生于凋敝，长于烽火
1917年9月4日，吴宝康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浔的一个业已凋敝的大户人家，中学毕业后，因家贫辍学，负担起扶养家庭的重任，后辗转成为汇丰银行的练习生。

【在汇丰银行工作时的吴宝康】

在汇丰银行工作期间，吴宝康接触并认识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广泛的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的知识。“一·二八”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山河破碎，家乡沦陷，吴宝康深深明白了保家就要先救国，要救国就必须参加革命的道理。

1939年1月，年仅22岁的吴宝康在汇丰银行大写字间通过简单的入党仪式，秘密地参加了地下党，成为上海洋商银行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当年7月，受党组织委派，他毅然背井离乡，乔装秘密离沪，投身抗日工作。

“一般说，我到上海汇丰银行工作后，生活上是有所提高的，捧着汇丰的“铁饭碗”，也是可以安稳度日，虚度一生的，但是恰恰在1935年9月到1939年7月的四年间，也是我一生思想上发生急剧变化和极大转变的时期，那时正是我从18岁跨到22岁的青年时代。在那年代里，我从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顺民转变为胸怀烈火、投身革命的旧社会叛逆；从一个处在旧社会底层的外商银行里的地位卑贱的练习生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一个家境贫苦但又关系亲密融洽的家庭一员转变成为弃家从军的勇士；从一个在上海可以安居乐业的良民百姓转变为一个参加抗日队伍的新四军战士。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是可以从主观上和客观上历史地找到原因的。”

【吴宝康党员证】

承：星星之火，烈烈轰轰

战争年代，吴宝康积极的活动在后方从事文教宣传工作。参加编辑中共东路特委的刊物《江南》，参与《大众报》、《前进报》的编辑与调研，历任新四军六师政治部调查研究室主任、苏浙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职，在江苏大地留下了深深的战斗足迹。

在此期间，吴宝康用“孙心烈”的笔名，发表了《纪念“七七”三周年》等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他说，“我不喜欢锋芒毕露 ,慷慨激昂 ,而只求心似烈火 ,实实在在为革命做一些工作就是了。”

【1940年吴宝康以“孙心烈”为笔名发表于《江南》的《开展东路文化工作》】

转：著书育人，坚守档案

1946年4月，吴宝康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1948年，吴宝康到华东局担任秘书处副处长兼档案室主任等职务，正式与档案结缘。

1952年9月，相应党的号召，为了建设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档案事业，吴宝康再次离开上海，从中共中央华东局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任副处长，不到一个月便正式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主持档案学科的筹建。

没有一位专业的教师、没有一本成文的教材、没有一点教学的经验，仅仅一纸调令，吴宝康秉持着一位革命者的坚定与奉献精神，在档案学的一片荒漠中开疆拓土、栽树育人。

1979年12月，时年62岁的吴宝康在昆明开会期间突发疾病，他深感时不我待，为完成撰写理论专著以构建体系化档案学的夙愿，他在病床上笔耕不辍。1986年，三十万字的《档案学理论和历史初探》出版发行，奠定了中国档案界对档案的基本认识。1988年，历时三年，呕心沥血之作《档案学概论》问世，凝结了他几十年的成果与心得，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一本著作。吴宝康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研究档案学术问题, 兼顾实践与理论，奠定了我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

合：不忘使命，精神长存

2008年5月2日，吴宝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他为档案教育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奉行“干一行、安一行、钻一行、爱一行，爱到迷恋程度”。他说，党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教授、学者，然而我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名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他始终牢记他的使命，始终为完成党赋予的任务而奋战不息。他以革命者的姿态在百废待举之际挺身而出，为中国档案事业奠基。

“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们这个党、我们社会需要档案学这个专业，什么力量都挡不住它的发展。”

“我想，我现在可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了”

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吴宝康先生的长者风范，学者风骨和贤者风尚长存心间。吴宝康先生，秉持着赤子之心，在他的心血的倾注之下，新中国档案领域的荒漠中渐渐长出了萌芽，蔚然成林，屹立于学科学术之林。

视频链接：https://v.qq.com/x/page/a0676hktthy.html?sf=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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